近年來，性別議題在韓國社會和政治中扮演著越來越核心的角色。從年輕一代的就業、住房壓力，到社會觀念的快速變遷，性別問題已不再是邊緣話題，而是深刻影響著韓國的政治生態、選舉格局乃至社會凝聚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韓國政黨性別議題立場差異日益明顯，成為各政黨爭取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支持的重要策略。這種差異不僅反映了意識形態的分歧，更折射出韓國社會內部深刻的世代、性別和價值觀沖突。本文將從多個維度深入剖析韓國主要政黨在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及其背後的邏輯，探討這些差異如何塑造著韓國的當下與未來。
世代沖突與政治極化：韓國政黨如何利用性別議題爭奪年輕選票
在韓國，性別議題的討論往往與深刻的世代沖突交織在一起。20至30歲的年輕一代，在經濟高速發展後的「內卷」社會中成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競爭、高昂的房價和嚴峻的社會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性別議題被各主要政黨巧妙地轉化為爭取不同年輕群體選票的工具，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極化。
國民力量黨（People Power Party），作為韓國的保守派代表，在性別議題上採取了明顯傾向於吸引年輕男性的策略。他們尤其關注20至30歲男性群體的不滿情緒，這些男性普遍認為在追求公平競爭的社會中，自己面臨著「逆向歧視」，例如在就業、升遷中可能存在的對女性的「優待」，以及男性必須服兵役而女性無需承擔此義務的「不公」。國民力量黨及其部分政治人物，如現任總統尹錫悅，在競選期間就曾明確提出要廢除「女性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並批評所謂的「激進女權主義」導致了社會分裂。尹錫悅總統在競選時，其競選口號中多次強調「公平」，並承諾要「重建公平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讀為對年輕男性反女權情緒的回應。他認為，現有的性別平等政策「過度偏向女性」，導致了男性群體的相對剝奪感。這種策略無疑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對現狀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他們認為廢除女性家族部能夠消除「歧視性」政策，回歸「真正的公平」。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同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Korea）作為自由派的代表，則更致力於爭取年輕女性選民的支持。他們強調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關注女性權益的保障，並積極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共同民主黨在政策上傾向於支持職場性別配額制、加強對性犯罪的懲罰、改善育兒環境等。例如，在「N號房事件」（Nth Room case）等數字性犯罪案件曝光後，共同民主黨積極推動相關立法，加強對性犯罪的打擊力度，並提升對受害者的保護。他們也普遍支持「MeToo」運動，認為這是揭露社會不公、推動性別平等的關鍵力量。然而，這種立場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共同民主黨在年輕男性選民中支持率的下降，他們被指責未能充分理解和回應年輕男性的焦慮。
這種基於性別議題的選舉策略，無疑加劇了韓國社會內部的世代和性別分裂。年輕男性和年輕女性之間在對社會公平、性別角色的認知上出現了顯著的鴻溝。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投票行為上，也滲透到日常的公共討論中，使得許多性別議題的討論演變為相互指責和情緒化的對抗，而非理性的政策辯論。這種極化對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在廢除女性家族部的議題上，盡管面臨著國內外女權團體的強烈反對，尹錫悅政府仍堅持其立場，這反映了其對特定選民群體的政治承諾。同時，共同民主黨在推動性別平等相關立法時，也必須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利益，以免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這種政治極化使得在性別議題上達成社會共識變得異常艱難，甚至阻礙了真正有效的性別平等政策的推行。
從墮胎到兵役：韓國主要政黨在關鍵性別議題上的政策光譜與意識形態根源
韓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劇烈的現代化進程，但傳統儒家文化和父權價值觀的深刻影響依然存在。在這一背景下，圍繞墮胎權、兵役公平性、職場性別配額、性犯罪懲罰以及「MeToo」運動等核心性別議題，韓國主要政黨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張和立法傾向，這些差異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其深層的意識形態。
首先是墮胎權（Abortion Rights）問題。長期以來，韓國法律嚴格禁止墮胎，直到2019年韓國憲法法院裁定墮胎禁令違憲，並要求立法機構在2020年底前修改法律。這一裁決為墮胎合法化打開了大門，但具體如何修改法律，各黨派立場不一。共同民主黨普遍傾向於保障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主張在一定孕周內將墮胎合法化，並提供更廣泛的生育健康服務。他們認為，女性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墮胎不應被視為犯罪。這與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和自由的意識形態相符。而國民力量黨則相對保守，更強調對生命權的保護。雖然他們也必須遵守憲法法院的裁決，但在具體立法過程中，他們傾向於設定更嚴格的墮胎條件和孕周限制，並可能強調對胎兒的保護和對孕婦的咨詢與支持。這種立場反映了其保守主義價值觀中對傳統家庭倫理和生命神聖性的重視。
其次是備受爭議的男性強制兵役與女性免役的公平性（Fairness of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for Men vs. Exemption for Women）。韓國所有成年男性都必須服兵役，這被視為一項公民義務。然而，年輕男性普遍認為，在性別平等的口號下，女性無需承擔兵役義務是不公平的。這一議題在年輕男性選民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國民力量黨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情緒，雖然他們並未直接提出對女性強制服兵役，但其論述中經常提及「公平性」原則，並暗示應探討女性在國防中的更多作用，或者加強對男性服役期間的補償和待遇，以緩解他們的不平衡感。這種策略旨在安撫年輕男性的不滿，並將其轉化為政治支持。而共同民主黨則對此議題更為謹慎。他們通常強調改善服役期間士兵的待遇和福利，而非直接討論女性服兵役問題，因為這可能觸及女性選民的敏感神經。他們更傾向於從國家安全和國防現代化角度來討論兵役制度，避免將兵役問題單純化為性別對立，但又不得不承認年輕男性對公平性的訴求。
再來看職場性別配額制（Workplace Gender Quotas）。為了促進女性在職場中的地位提升，尤其是進入管理層和高層職位，一些進步團體和政黨倡導推行性別配額制或積極的肯定性行動。共同民主黨對此持相對開放和支持的態度，認為這是糾正歷史性別不公、促進女性職業發展的重要手段。他們可能會推動在公共部門、國有企業中設立女性管理層比例目標，並通過立法鼓勵私營企業效仿。這體現了其對社會公平和弱勢群體扶助的承諾。相反，國民力量黨則普遍反對性別配額制，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逆向歧視」，破壞了「能力主義」和「公平競爭」原則。他們強調，招聘和晉升應該完全基於個人能力和業績，而非性別。這種立場與他們爭取年輕男性選民的策略一致，因為許多年輕男性擔心配額制會擠占他們的上升空間。
關於性犯罪懲罰與受害者保護（Punishment for Sexual Crimes and Victim Protection），在「N號房事件」等一系列震驚社會的數字性犯罪案件後，韓國社會對性犯罪的零容忍度大幅提升。共同民主黨在這一議題上表現得更為積極和強硬。他們主張加重對性犯罪的懲罰，擴大性犯罪的定義范圍，並提供更全面的受害者支持服務，例如心理咨詢、法律援助等。他們也更傾向於支持「Me Too」運動，將其視為揭露性暴力、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然而，國民力量黨在譴責性犯罪的同時，有時會更強調「程序正義」和「無罪推定」原則，這在一些受害者保護者看來，可能顯得不夠堅定。他們也曾有政治人物因言論不當或涉及性騷擾指控而受到輿論批評，這使得他們在性犯罪議題上的立場顯得更為復雜和矛盾。
最後是對「MeToo」運動的態度（Attitude towards the 「MeToo」 Movement）。「MeToo」運動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反性騷擾和性侵的浪潮，在韓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揭露了諸多社會名流和權力人士的性侵行為。共同民主黨總體上是「MeToo」運動的支持者，認為它有助於打破沉默，提升社會對性暴力的認識。然而，該黨也曾面臨內部丑聞，如前首爾市長朴元淳的性騷擾爭議，這使得他們在支持「MeToo」的同時，也必須處理內部的復雜性和矛盾。國民力量黨則對「MeToo」運動持更為審慎甚至批判的態度。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MeToo」運動可能導致「誣告泛濫」，破壞社會信任，甚至將兩性關系過度政治化。這種立場與他們反對「激進女權主義」的論調一脈相承，旨在爭取那些對「MeToo」運動抱有疑慮的男性選民。
綜上所述，韓國主要政黨在這些關鍵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差異，並非孤立的政策選擇，而是其各自意識形態、核心選民基礎以及對社會發展方向判斷的集中體現。韓國政黨性別議題立場差異，深刻地反映了傳統與現代、個體與集體、公平與效率等價值觀在韓國社會的持續碰撞。
性別政治的十字路口：韓國政黨如何回應「厭女」與「反女權」思潮
近些年來，韓國社會中「厭女」和「反女權」思潮的崛起，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深刻影響著性別議題的公共討論空間和政治生態。這種思潮主要在年輕男性群體中蔓延，他們通過網路社區、社交媒體等平台表達對女權主義的強烈不滿，認為女權主義已經「走火入魔」，導致了對男性的「逆向歧視」和不公。
這種「厭女」和「反女權」思潮的興起，有其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在韓國，年輕一代普遍面臨著嚴峻的就業競爭、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男性在傳統上被賦予了養家糊口的重任，但在經濟下行和就業困難的背景下，他們感到傳統角色帶來的壓力與日俱增，而社會對性別平等的強調，在他們看來，似乎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機會和優勢。這種挫敗感和不安全感，很容易被引導向對女權主義的抵制，將其視為一切問題的根源。
面對這種日益高漲的社會情緒，韓國各政黨的反應和策略截然不同，也暴露出他們在性別政治十字路口的艱難抉擇。
保守政黨，特別是國民力量黨，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利用或迎合了這種「反女權」思潮以獲取政治利益。 現任總統尹錫悅在競選期間，其對「激進女權主義」的批評以及廢除女性家族部的承諾，被廣泛解讀為對年輕男性「反女權」情緒的直接回應。國民力量黨的一些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也常使用「公平競爭」、「能力主義」等詞彙，並暗示某些性別平等政策可能導致「男性受害者」的出現。例如，一些國民力量黨議員曾公開質疑某些旨在保護女性權益的立法，認為它們可能侵犯男性權利或導致不必要的社會對立。這種策略的政治邏輯是顯而易見的：通過迎合一個龐大且對現有性別議題論述不滿的年輕男性群體，可以有效鞏固其票倉。然而，這種做法也招致了女性團體和進步人士的強烈批評，認為其加劇了社會分裂，並可能阻礙韓國在性別平等方面的進展。
與此相對，進步政黨，如共同民主黨，在面對這種「厭女」和「反女權」思潮時，則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作為倡導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的政黨，他們必須堅持其核心價值觀，支持「MeToo」運動，並推動相關立法以保護弱勢群體。他們會強調性別歧視的結構性問題，並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消除性別暴力和不公。例如，共同民主黨在推動數字性犯罪立法、加強對性犯罪受害者的保護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面對年輕男性選民的流失。如果過於強調女性權益，可能會被年輕男性指責為「偏袒女性」，甚至被貼上「女權主義政黨」的標簽，從而失去中間選民的支持。因此，共同民主黨在處理這些議題時，往往顯得更為謹慎和復雜。他們試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向年輕男性傳遞理解和關注的信息，例如，強調為所有年輕人創造公平機會，改善兵役環境等，以期彌合性別間的裂痕。然而，這種平衡策略往往難以奏效，因為「厭女」和「反女權」的敘事已經深入人心，使得任何溫和的調和嘗試都可能被視為「不夠堅定」或「虛偽」。
這種社會思潮對性別議題的公共討論空間產生了顯著影響。網路上充斥著大量針對女性和女權主義者的攻擊性言論，使得理性對話變得日益困難。許多女性在公共場合表達性別平等觀點時，都可能面臨網路暴力和人身攻擊。這種壓抑性的氛圍，使得一些重要的性別議題，如職場歧視、生育權利、性暴力預防等，難以得到充分和建設性的討論。社會對立的加劇，不僅體現在網路上，也反映在現實生活中，例如不同性別群體之間相互不信任感的增加。這種深層的社會情緒，最終塑造了韓國的政治生態，迫使政黨在制定政策和進行選舉宣傳時，必須審慎考慮性別議題的敏感性及其對選民情緒的影響。韓國政黨性別議題立場差異，正是在這種復雜而充滿挑戰的社會背景下，變得越發突出和具有決定性。
韓國性別議題的國際鏡像：東亞背景下政黨立場差異的比較分析
將韓國政黨在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差異置於東亞其他國家/地區，如日本和台灣的背景下進行比較分析，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韓國的獨特性與普適性。盡管這些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民主化進程和具體社會制度上存在差異，但共享的儒家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現代化軌跡，使得它們在性別議題上呈現出一些共性，也各自發展出獨特的挑戰和應對模式。
東亞地區的共性：
首先，儒家文化對東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強調家庭倫理、父權制和男尊女卑的觀念，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性別不平等的文化根源。盡管現代社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這些傳統觀念的殘余仍然影響著兩性關系、職場文化和政治參與。其次，東亞國家普遍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巨大的社會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世代和性別之間的矛盾。此外，這些地區在性別平等指數上，雖然有所進步，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尤其是在女性參政比例和職場高層職位方面。
日本的經驗：
日本是另一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其在性別平等方面的進展相對緩慢。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的排名長期處於較低水平（2023年排在146個國家中的第125位）。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長期以來秉持相對保守的立場，其政策主張往往更強調傳統家庭觀念和性別分工。例如，雖然日本政府提出了「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等政策以鼓勵女性參與職場，但其主要目標是緩解勞動力短缺，而非根本性地改變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結構。自民黨內部的女性政治家比例較低，且在重要決策中往往難以發揮主導作用。在墮胎權、同性婚姻等議題上，自民黨也普遍持保守態度。日本社會雖然沒有像韓國那樣爆發大規模的「反女權」運動，但職場中的隱性歧視、育兒壓力和女性在政治參與中的邊緣化仍然是普遍現象。
台灣的經驗：
與日韓相比，台灣在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方面取得了更為顯著的進展。這得益於其較為開放的社會氛圍、活躍的公民社會以及進步政黨，特別是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民進黨）的推動。台灣在2019年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這體現了其在性少數群體權利方面的領先地位。在女性參政方面，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度較高，例如，蔡英文總統是台灣首位女性領導人，且女性在立法機構中的比例也相對較高。民進黨在性別議題上通常持進步立場，強調性別平等、多元包容，並積極推動相關立法，如性別平等教育、性騷擾防治等。即便在國民黨（Kuomintang）內部，雖然整體上可能比民進黨更保守，但為了爭取年輕選民和國際認同，也逐漸開始關注性別議題，並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開放性。然而，即使在台灣，職場中的隱性性別歧視、育兒負擔不均等問題依然存在，社會觀念的轉變仍需時日。
韓國的獨特性與普適性：
通過與日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韓國政黨性別議題立場差異的幾個獨特之處：
然而，韓國的經驗也具有普適性。東亞各國都在努力調和傳統儒家文化與現代性別平等觀念之間的張力。經濟發展模式、民主化進程以及全球化帶來的西方進步主義思潮，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著這些地區的性別政治。無論是日本的「女性經濟學」還是台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都反映出這些社會在努力尋找適合自身國情的性別平等路徑。韓國的韓國政黨性別議題立場差異，正是這種全球與本土、傳統與現代復雜互動下的一個縮影，它提醒我們，性別平等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在不斷地協商、沖突與適應中向前推進。
總而言之，韓國的性別議題及其政黨立場差異，是其社會深刻變革的體現。從世代沖突到具體政策主張，再到對「反女權」思潮的回應，以及在東亞背景下的國際比較，都揭示了韓國在邁向性別平等過程中所面臨的獨特挑戰與機遇。理解這些差異，不僅有助於我們把握韓國政治的脈搏，也能為其他面臨相似問題的社會提供寶貴的借鑒。